2026年1月20日,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讲台上,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发表了一场可能载入国际关系史册的演讲。在这场演讲中,他借用了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的名言——“强者为所欲为,弱者受其必受之苦”——来描述当今世界的残酷现实,并借用捷克异见人士哈维尔的“无权者的权力”概念,呼吁中等国家“从橱窗里取下那块标语”,停止“生活在谎言之中”。
几乎在同一时间,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一系列举措——从威胁夺取加拿大独资修建的大桥一半产权,到扬言“收购”格陵兰岛,再到以关税为武器重塑盟友关系——正在为卡尼的论断提供最生动的注脚。将这些事件串联起来,我们会发现一个更深层的政治哲学命题浮出水面:特朗普的行为不仅仅是大国博弈中的策略调整,更是对西方现代社会契约论传统的一次彻底解构与背弃。
要理解特朗普举措的颠覆性,首先需要理解他所背弃的这套政治哲学传统究竟意味着什么。社会契约论是西方政治思想史上影响最为广泛的政治学说之一,它试图回答一个根本性问题:政治权威的正当性从何而来?1
社会契约论的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智者学派最早用契约观念来解释政治生活,伊壁鸠鲁则明确提出了国家起源于契约的观点。马克思曾指出,“国家起源于人们相互间的契约,起源于社会契约,这一观点是伊壁鸠鲁最先提出来的”。伊壁鸠鲁认为,“公正不是某个自身存在的东西,而是存在于人们的互相交往中,它是一种契约,是每一次在一些国家内为了不损害他人和不受他人损害而制定的契约”。
然而,真正把契约理论系统运用于解释主权国家,并进行完整的政治哲学论证,是从17世纪近代开始的。这一时期,西方社会经历了深刻变革:科学的人文主义思想挑战了神权权威,宗教改革运动破坏了传统教会的统治,资本主义的兴起呼唤着新的国家理论。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霍布斯、洛克和卢梭等人将日常生活中的契约观念提升为解释国家起源和权力正当性的理论框架。
值得注意的是,社会契约论的兴起还有一个更深层的思想前提——社会有机体观念的解体。金观涛指出,当人们普遍接受社会为一有机体时,对社会制度的承认并不需要订契约。而唯名论革命(主张只有个体是真实的,共相只是名称)瓦解了将社会视为有机体的观念,为个人观念的确立和社会契约论的诞生扫清了道路。
霍布斯被公认为近代社会契约论的重要奠基人。他从性恶论出发,认为自然状态下“人对人是狼”,人们生活在孤独、贫困、卑污、残忍和短寿的恐惧之中。出于对死亡的恐惧和对和平的渴望,人们相互订立契约,放弃自己的全部权力,将其交给一个主权者——伟大的“利维坦”。霍布斯的契约论带有明显的绝对主义倾向,强调主权者一旦产生,就不可反抗,因为任何反抗都意味着回到可怕的战争状态。
与霍布斯不同,洛克描绘的自然状态是“完备无缺的自由状态”,人们遵循自然法生活。但这种状态存在缺陷:缺乏明确的法律、公正的裁判者和执行判决的权力。因此,人们订立契约,组建政府,但只是转让部分权利,保留生命、自由和财产等自然权利。洛克的社会契约论是自由主义的奠基之作,主张政府权力有限,如果统治者违背契约、侵犯人民的权利,人民有权反抗并更换政府。他的思想深刻影响了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和后来的美国独立宣言。
卢梭是古典自然法学派中最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他的《社会契约论》是这一学说的集大成之作。卢梭开篇即提出震撼人心的命题:“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他认为,国家是由自由的人民通过自由协议订立契约所产生的,其目的正是保障每个人的自由。
卢梭学说的核心是“公意”概念。公意不同于众意(个别意志的总和),它着眼于公共的利益,是全体人民共同的、不可分割的意志。在卢梭看来,主权就是公意的运用,主权属于人民,不可转让、不可分割。政府只是主权者的执行人,是臣民与主权者之间的中间体,人民可以在任何时候任命或罢免他们。
卢梭还以其独特的方式探讨了战争与和平问题。他注意到了一个明显的悖谬:国家的建立消除了人与人之间的无政府状态,可是内部冲突的外部化反而使人类的整体处境变得更糟。国家执行了双重职能:对内它是维持秩序的基本单位,对外则是发起冲突的行动主体。这就是卢梭所揭示的“国家悖论”。卢梭认为,国家之间可不可以效仿个体那样通过契约的方式达成和平呢?他的回答是悲观的:国家之间为了和平的目标可能趋于合作,但这种关系是不稳定的和难以持续的,因为国家的政治人格要比个体复杂得多,他国的意图变得极难把握,造成了无穷无尽的猜疑和试探。
社会契约论的影响远超学术领域。它为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美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提供了理论纲领。美国《独立宣言》和法国《人权宣言》都深深烙印着社会契约论的思想——政府的正当权力来自被统治者的同意,人民有权改变或废除破坏这些目的的政府。
更重要的是,这一观念已经融入西方政治法律活动的实践,并且成为一种信仰。正如一位学者所言,“这种信仰是难以凭借理论的否证就能使人们对之加以拒斥的”。20世纪70年代,罗尔斯的《正义论》使社会契约论再次复兴,引发了持续的政治哲学讨论。
然而,所有这些理论都有一个共同的前提:契约之所以为契约,在于它创造了超越纯粹实力对比的权利义务关系。规则对所有人适用,权力受到制约,即使是强者也不能随心所欲。这正是二战后西方秩序的道义支柱,也正是特朗普举措所要颠覆的东西。
在探讨特朗普如何打破社会契约之前,我们必须首先面对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社会契约论这种原本用于解释国家内部政治权威的理论,是否可以适用于国家之间的关系?
社会契约论传统中的思想家们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并不一致。当代学术研究将这种将国内政治逻辑延伸至国际层面的做法称为“国内类比”(domestic analogy)——即假定秩序与正义的条件在国家之间与在国家内部是相同的。这一类比构成了将社会契约论应用于国际关系的基础。
霍布斯和洛克、卢梭、康德等思想家都属于社会契约传统,他们的思想不仅影响了国内政治制度的形成,也为理解国家间关系提供了重要框架。当代学者斯蒂芬·查德威克在其2024年出版的《社会契约理论与国际关系:从霍布斯到康德》一书中,对这些思想家关于国家间关系的论述进行了系统分析,涵盖了战争与和平、世界治理、不平等、等议题。
霍布斯认为,国家之间的关系类似于自然状态中个体之间的关系——没有共同权力,处于持续的战争威胁之中。但与个体不同的是,国家由于其规模和防御能力,不像个体那样脆弱。主权者对其臣民负有保护职责,而国家间的合作并不像个体间的合作那样是生存的必需品。因此,霍布斯虽然承认国家间存在基于利益考量的条约和联盟,但拒绝将国内的社会契约完全延伸至国际层面。
卢梭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最为深刻的阐发。他揭示了一个根本性困境:国家执行双重职能,对内维持秩序,对外则可能成为冲突的主体。国家之间即使为了和平的目标可能趋于合作,但这种关系是不稳定的,因为“国家的政治人格要比个体复杂得多,他国的意图变得极难把握,造成了无穷无尽的猜疑和试探”。正是这种猜疑困境,使得国际层面的契约比国内层面脆弱得多。
卢梭还探讨了达成和平的可能方式:理想方式是建立一个由小而美且相互独立的共和国所构成的世界秩序;现实方式则是现存世界中部分国家首先进行宪制改革,实行共和,这些民主共和国不会主动攻击他国,而是采取积极的防御策略。这一设想实际上奠定了后世集体安全制度的雏形。
康德比其前辈更为乐观。他认为,随着共和的扩展,国家间可以逐步建立起基于法治的和平秩序。康德的“永久和平”方案包括:各国应是共和制;国际法应以自由国家的联邦制为基础;世界公民权利应限于普遍友善的条件。这一设想对后来的国际联盟和联合国产生了深远影响。
当代政治理论对国内类比持更加审慎的态度。罗尔斯虽然在其《万民法》中尝试将契约论延伸至国际层面,但他和霍布斯一样,拒绝将社会契约完全应用于国际关系,理由是合作对国家而言不如对个体那样必不可少。
然而,有学者指出,自霍布斯发表《利维坦》以来,国际体系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随着全面战争、核武器和国际的出现,国家不再像17世纪那样能够以常备军确保公民安全。当整个国家开始专门从事特定制造、贸易或金融活动时,国家能否长期繁荣而不依赖合作就变得十分可疑。如果合作对国家变得像对个体一样必不可少,那么将社会契约应用于国际层面的可能性就需要重新审视。
更有学者从批判角度指出,社会契约论在国际层面的适用已经导致了一个悖论性的结果:国际法在实践中变成了要么是国家间的契约安排,要么是个别国家单方面的意志宣示,往往受到他国的质疑。在这个意义上,国际法已经“私有化”,变成了相互竞争的个体视角的角斗场,不再存在一个本体论的客观环境来容纳这些“交战的”个体。社会契约论优先追求安全的倾向,使法律话语关闭了其他可能性——例如,将世界社会视为一个自然的民族大家庭的理念被排除在外。
如果说古典契约论者对国际适用持谨慎态度,那么20世纪的实践则试图真正构建一个国际层面的社会契约。伍德罗·威尔逊虽然在国内层面并非社会契约的强力倡导者,但他的国际主义理念将某种社会契约观念扩展至国际舞台。
威尔逊式国际主义的核心在于:通过强调意愿国家的主权,国际组织可以确保国家主权的共同基础(如自决)和集体安全,目标是“保障世界各地受挫或被压迫人民的自由与正义”。国际联盟(1945年被联合国取代)的建立,正是为了提供一个国际话语论坛,促进国家间及相关的权威体系间的和平共处与合作。
这一威尔逊式的国际社会契约,本质上是一种制度化的尝试:将国家间关系从自然状态(霍布斯式)提升至公民社会状态(洛克—康德式)。而这正是卡尼所说的“橱窗里的标语”——中等国家几十年来所依附的那套“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理论原型。
要理解特朗普举措的颠覆性,首先需要理解卡尼所说的“橱窗里的标语”究竟指涉什么。
卡尼在演讲中讲述了哈维尔笔下的蔬菜店老板故事:在时期的捷克斯洛伐克,一个对政治毫无兴趣的蔬菜店老板,每天都会在橱窗里贴上“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标语。他并不相信这句话,但他照做了——为了规避麻烦,为了表明顺从,为了“随波逐流”地活下去。
卡尼将这个故事引申至国际关系领域。他指出,几十年来,包括加拿大在内的中等国家,都在“橱窗里贴上了标语”——它们加入美国主导的国际机构,赞美其原则,并从中获益。它们并非不知道这套“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存在双重标准:大国在方便时自我豁免,贸易规则的执行不对称,国际法的适用取决于指控者与受害者的身份。但既然美国霸权提供了公共产品——开放的海路、稳定的金融体系、集体安全的框架——它们选择“参与这些仪式”,选择不揭穿言辞与现实之间的差距。
这套秩序的本质是什么?它是一种隐含的国际社会契约。用社会契约论的经典语言来表述:弱国让渡部分主权行使的自由,接受霸权体系的规则约束;作为回报,强国提供秩序这一公共产品,并承诺其权力运用受到规则约束。这套契约的正当性基础在于它的普遍性——规则对所有人适用,权力受到制约,即使是强者也不能随心所欲。
这正是二战后西方秩序的道义支柱。从《大西洋》到《联合国》,从关贸总协定到世界贸易组织,从威尔逊的国联理念到冷战后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这套制度的叙事始终是:规则高于权力,契约优于强权。
卡尼的演讲并非即兴反应,而是对特朗普此前一系列举措的系统性回应。让我们梳理演讲前的关键事件:
2025年底,特朗普多次称加拿大为“第51州”,发布覆盖美国国旗的加拿大地图。这一行为已超出外交失礼的范畴,直接触及加拿大主权的底线月,特朗普政府对加拿大钢铝产品加征25%惩罚性关税,将贸易武器化,向最亲密的盟友展示经济胁迫的力量。
进入2026年1月上旬,特朗普宣称美国将“以某种方式”拿下格陵兰岛,不排除使用军事或经济手段。格陵兰是丹麦王国的自治领土,而丹麦是美国在北约的盟友。特朗普的逻辑是:格陵兰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美国需要它,因此美国应该拥有它。1月17日,他对向格陵兰派遣军事人员的8个欧洲国家加征10%关税,将经济胁迫与主权问题直接挂钩。1月18日,德国迫于压力从格陵兰撤军,这向世界展示了“交易主义”的威慑效果。同日,美国官员透露计划增加在加拿大北极水域的巡逻,直接挑战加拿大对西北航道的主权主张。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卡尼演讲前两天,加拿大军方进行了百年未有的兵推——模拟美军从南部入侵的场景。《环球邮报》指出,这是自20世纪“一号防御计划”后,加拿大军方第一次把最亲密的盟友美国当作“入侵假想敌”。这一兵推恰好发生在卡尼演讲之前,其象征意义不言而喻:当盟友开始做战争推演防备你时,契约已经名存实亡。
特朗普在卡尼演讲次日的反击同样印证了这一点。他在达沃斯公开点名:“加拿大之所以存在,全靠美国的保护与支持。你们拿了无数免费好处,却毫无感恩之心。记住这一点,马克,下次你再发表言论的时候。”随后,特朗普政府撤回了对卡尼加入“和平委员会”的邀请。
如果说卡尼提供了理论的诊断,那么特朗普围绕戈迪·豪跨国大桥的言论,几乎可以看作是对社会契约论的公开宣战。
这座大桥连接加拿大温莎与美国底特律,由加拿大联邦政府全额投资64亿加元(约47亿美元)建造,是美国汽车工业与加拿大供应链之间的关键通道。特朗普却宣称:由于大桥通往美国市场的收益将是“天文数字”,美国理应拥有“至少一半的所有权”;他甚至威胁,除非美国获得“全额补偿”,否则他将阻止大桥如期开通。
第一,它否定了契约的基本前提:权利与义务的对等。按照特朗普的逻辑,收益的归属决定了权利的归属——既然美国市场是收益的来源,美国就应该拥有产权。但这一逻辑抽空了契约的根基:契约之所以为契约,正在于它创造了超越纯粹实力对比的权利义务关系。如果A向B购买商品,仅仅因为A支付了金钱就声称自己有权免费获得商品,这是对交易本身的否定。特朗普的“大桥逻辑”无异于说:因为你的市场需要我,所以你的财产就天然有我一份。
第二,它消解了产权的确定性。社会契约得以可能的前提,是产权边界的清晰界定——这是从洛克到诺齐克的自由主义传统的基本共识。但当特朗普宣称,一座由加拿大全额出资、在美国境内只占一半里程的大桥,应该被美国“拿走一半”,产权的确定性被彻底消解。产权不再由出资、契约或法律界定,而由实力和威胁界定。
第三,它把“互利”还原为“施舍”。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写道:“我们给了他们那么多,或许我们至少应该拥有这座大桥一半的所有权。”这句话的潜台词是:美加经贸关系不是互利的交换,而是美国对加拿大的施舍;既然是施舍,施舍者就有权随时收回或索要额外回报。
这恰好印证了卡尼的观察:“大国开始将经济一体化武器化——关税、对金融基础设施的控制力,以及被视为可利用漏洞的供应链和胁迫手段。”当一体化变成“你受制于人的根源”时,互利的谎言就再也无法维持。
大桥争端并非孤例。特朗普对加拿大的态度呈现出一种系统性的模式:要求加拿大全额支付40亿美元的大桥费用,同时威胁“把加拿大变成第51州”;发布覆盖美国国旗的加拿大地图;对加拿大钢铝产品加征惩罚性关税;把加拿大视为核心主权的西北航道定义成“国际航道”。
如果说对加拿大的态度还可以解释为“盟友间的讨价还价”,那么特朗普对格陵兰岛的威胁则触及了社会契约论的更深层断裂。特朗普的逻辑是:如果一个国家足够强大,它就可以随时重划边界、重定义主权归属。这一逻辑的极端含义是:主权本身不具有内在价值,它不过是实力的函数。
这正是卡尼所说的“交易主义”——大国“为了肆意追求权力和利益,连规则与价值观的基本准则都弃之不顾”。
用政治哲学的术语来说,特朗普的“交易主义”是契约论的反命题。契约论的核心在于:通过自愿的、具有约束力的协议,人们从“自然状态”进入“公民社会”。在自然状态下,人人都是潜在的敌人,安全取决于实力;在公民社会中,安全取决于共同的规则和保障规则的权威。特朗普的举措,恰恰是把国际关系从公民社会拉回自然状态——在那个世界里,没有规则,只有实力;没有权利,只有利益;没有盟友,只有交易对手。
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特朗普政府会同时向盟友和对手施压:对加拿大索要大桥产权,对墨西哥威胁关闭边境,对中国暂缓科技禁令但保留关税大棒,对伊朗派遣第二艘航母。这不是战略上的混乱,而是世界观的一贯:世界不是由规则编织的网络,而是由交易连接的市场;在这个市场里,每个人都在计算自己的利益,强者可以随时改写交易条款。
卡尼用一个警句概括了这种世界观:“如果你不在餐桌旁,你就在菜单上。”这句话之所以引发全球政商领袖起立鼓掌,正是因为它戳穿了“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最后伪装:当规则失效时,世界就分化为“用餐者”和“食材”——而用餐者永远只能是强者。
有趣的是,这与卢梭两个多世纪前的洞见形成了呼应。卢梭早已注意到国家间的悖论:国家执行双重职能,对内维持秩序,对外发起冲突。他还指出,国家之间即使为了和平的目标可能趋于合作,但这种关系是不稳定的,因为“国家的政治人格要比个体复杂得多,他国的意图变得极难把握,造成了无穷无尽的猜疑和试探”。特朗普的“交易主义”正是这种猜疑逻辑的极致——不再相信任何长期承诺,只相信当下的实力计算。
卡尼的演讲虽未直接谈论俄乌战争,但这场战争恰恰是其论点的关键背景——甚至可以说,俄乌战争为卡尼的“菜单政治学”提供了最残酷的注脚。
俄乌战争的本质是什么?从一个视角看,它正是“强者为所欲为,弱者逆来顺受”的极端体现。一个大国基于历史叙事和安全关切,可以对邻国发动全面战争;而乌克兰的“抵抗”之所以能持续,依赖的是外部援助——这恰恰印证了卡尼的判断:在规则失效的世界里,生存取决于实力和外部支持,而非权利。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就在卡尼演讲后不到十天,特朗普在1月29日宣布与普京达成“能源停火”协议。特朗普称:“我亲自请求普京总统在一周内不要向基辅及其他城镇开火。他同意了。”而俄罗斯方面的回应是“无可奉告”。
这一事件完美诠释了卡尼所说的“交易主义”:一个大国领导人可以“亲自请求”另一个大国领导人,决定第三方的命运——乌克兰的停火与否,取决于美俄领导人的个人通话。泽连斯基只能事后表示“期待落实”。这不正是“不在餐桌旁,就在菜单上”的现实写照吗?
卡尼所说的“基于规则的旧秩序已死”,在俄乌问题上同样有据可循:联合国安理会作为集体安全架构的核心几乎无所作为;国际法的适用取决于大国政治;西方在对乌援助上的步调不一暴露出利益分歧。这一切都印证了卡尼所言“多边机构大为削弱”。
俄乌战争让所有中等国家看到一个残酷现实:如果核大国可以入侵邻国而不受实质性惩罚,那么没有任何国家的安全是确定的。这正是卡尼所说的“警钟”:“加拿大是最早听到警钟的国家之一,即地理位置和历史联盟不再保证安全或繁荣。”
第一,经济依赖的致命性暴露。加拿大75%的货物出口流向美国。当特朗普政府将关税作为政治施压手段——对钢铝加征25%,对关键矿产加征10%——这种依赖就变成了“可利用的弱点”。卡尼的金融背景使他比任何人都清楚:单一市场依赖是战略脆弱性的根源。
第二,主权威胁从“玩笑”变为“政策”。特朗普发布覆盖美国国旗的加拿大地图,这已超出外交失礼的范畴。更严重的是,美国重申西北航道为“国际水域”,增加在加拿大周边的破冰船巡航频率。主权是国家的底线,当盟友触碰这条底线时,旧秩序就彻底破裂了。
第三,国内民意转向。民调显示,59%的加拿大人将美国视为“头号威胁”;63%支持推动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关系而非依赖美国;超过七成愿以“经济增长放缓”换取“减少对美国依赖”。这为卡尼的强硬立场提供了政治基础。
卡尼的演讲被加拿大前外交官彼得·博姆评价为“自1947年以来最具影响力的外交政策阐述”。1947年,时任外长路易·圣洛朗奠定了加拿大战后“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外交路线年后,卡尼宣告这条路线终结,标志着一个“新的开端”。
1月中旬,卡尼访问中国和卡塔尔。访华期间,他签署中加经贸合作路线万辆中国电动车进入加拿大,这一举动打开了北美市场对中国的准入。他公开表示“中国比美国更稳定且可预测”,这相当于公开比较,释放转向信号。访问卡塔尔时,他与卡塔尔建立新的战略伙伴关系,推动能源合作多元化。
这一逻辑链条清晰可见:用实际合作证明“多元化可行”,再用演讲宣告“旧秩序终结”。卡尼在演讲中明确说:“我们正以开放的眼光进行战略性广泛参与,积极面对现实世界。”这不是情绪宣泄,而是策略宣示。
卡尼演讲中引用的哈维尔“无权者的权力”概念,提供了哲学支撑。蔬菜店老板贴上“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标语,并非因为信仰,而是为了“随波逐流地活下去”。卡尼说,加拿大等中等国家几十年来也在做同样的事——参与明知存在双重标准的“基于规则的秩序”仪式,因为这套秩序“提供了公共产品”。
但当强者不再提供公共产品,反而将一体化武器化时,“生活在谎言中”就失去了意义。卡尼的结论是:“我们正从橱窗里取下那块标语。”
在对外层面,他打破了美国与其盟友之间的契约信任。北约盟友开始公开讨论“去美国化”,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称美国的施压是一个“错误”,法国总统马克龙直言华盛顿的关税政策“从根本上不可接受”,51%的欧洲人认为特朗普的美国是“欧洲之敌”。加拿大《环球邮报》统计了约1000条美国读者的评论,绝大多数站在加拿大一边,认为特朗普的“大桥威胁”是“对邻居背后捅刀”。这说明,即使是美国公众也本能地感知到:当美国可以随意撕毁与盟友的契约时,所有人都将生活在不确定性之中。
在对内层面,特朗普政府的举措也在侵蚀国内的社会契约。2026年2月,加利福尼亚州、科罗拉多州、伊利诺伊州和明尼苏达州的检察长联合起诉特朗普政府,指控其计划削减逾6亿美元的公共卫生拨款——这笔资金原本用于艾滋病等重大疾病的检测和治疗。诉讼文件指出,削减决定基于“政治敌意”,违反了《行政程序法》和宪法相关规定。加州总检察长邦塔在声明中说:特朗普政府正利用联邦资金“迫使各州和地方遵循其议程”。如果对外契约可以被随意撕毁,对内契约为什么不可以?这是同一种逻辑的自然延伸。
面对这场“断裂”,卡尼给出的答案不是怀旧,而是重建。他明确宣告:“旧秩序不会回来。我们不应为此哀悼,怀旧不是策略。”他提出的方案是“基于价值的现实主义”:既讲原则,又务实;既坚持主权、领土完整、禁止非法使用武力等核心价值,又承认进展往往是渐进的,利益难免分歧。在实践层面,加拿大正在加速多元化:与欧盟达成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四大洲签署贸易与安全协议,与中国和卡塔尔建立新的战略伙伴关系。
这是哈维尔意义上的“无权者的权力”——不是通过挑战强者,而是通过停止参与虚假的仪式,通过“生活在真相中”,来重建自主性。卡尼说:“我们正从橱窗里取下那块标语。”
特朗普的举措揭示了一个残酷的事实:社会契约的维系,不仅仅依赖规则的设计,更依赖遵守规则的意愿。当一个霸权国家从“规则接受者”变为“规则破坏者”时,契约的废墟之上能够生长出什么?
卡尼的答案是:一个新的、更加多元的、基于“可变几何”的联盟体系——针对不同议题,组建不同的联盟,以共同价值观和利益为基础采取行动。这不是对旧秩序的怀旧,而是在旧秩序废墟上的新建。
但更深层的问题或许在于:如果契约可以因强者的任性而被打破,契约的约束力究竟从何而来?如果“强权即真理”的逻辑可以在美加这样的“最亲密盟友”之间卷土重来,还有什么国际关系能够逃脱这一逻辑?正如卢梭在两个多世纪前追问的:国家之间可不可以效仿个体那样通过契约的方式达成和平?他的回答是悲观的:国家间即使为了和平的目标可能趋于合作,但这种关系是不稳定的和难以持续的。
卡尼在演讲结尾说:“从断裂之中,我们可以建立一个更宏大、更美好、更坚韧、也更公正的新秩序。”这究竟是希望的宣告,还是绝望中的自我安慰?答案可能取决于,在“强者为所欲为”的时代,那些拒绝“上菜单”的中等国家和它们的公民,能否真的用“无权者的权力”重建契约的尊严。
戈迪·豪大桥最终能否如期剪彩,将不仅仅是一个基础设施项目的命运,更是这个问题的第一个实践检验。而特朗普对普京的“亲自请求”、乌克兰的“期待落实”、欧洲的“无可奉告”,正在为这个“新秩序”写下第一行注脚。
结发为夫妇,初心两不疑。曾经盟白首,今各赴东西。风雨皆成昨,恩义亦归迟。余生勿相扰,各自安别离。 留下一段时光 许诺一个未来 印证一众遐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