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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树震后心理救援凸显“文化差异”
栏目:ballbet贝博 发布时间:2026-02-27 03:35:22

  “我们是4月23日过去的。这次我们所派的第一批工作队一共4个人。我们去主要是打前站,到青海当地摸清情况。”近日,中国科学院心理所副所长张建新在接受《科学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这次前往震区主要是了解震后需要心理援助的人群分布、需求种类和大小以及各种特殊情况等,以便为之后的心理援助打下基础。

  玉树藏族自治州位于青海省西南部,平均海拔3800米以上,最低点3510米,最高点6621米。“这个高度对于我们平常生活在内地的人来说,肯定要有一段适应期,有的人可能会很快适应,有的人可能根本适应不了,可能还会有人产生高原反应。”张建新表示,“我们事先都作了充分准备,先到青海首府西宁,跟当地卫生厅、教育厅有关负责人商谈。当地官员建议我们暂时先别去玉树,因为震后各种各样的条件都还很恶劣,特别是我们去的那几天天气反复无常。”

  在地震灾区罹患高原病的救援人员和媒体记者很多,多的时候达到30%。其中,一位媒体记者在抵达灾区两天后罹患感冒,引发肺水肿,经抢救无效死亡。

  “如果没有作好准备,那边条件不充足,即使到了那里也难以开展工作,可能还会对身体造成伤害。所以我们4人没有去玉树,就在西宁配合当地政府做一些基础性的铺垫工作。”张建新对《科学时报》记者说。

  玉树地震发生后,我们的政府、专业团队在总结汶川地震救援经验的基础上,一开始就制订了非常明确的方针有序、有效。张建新说:“我们这次派的工作队到西宁也是按照这个总的原则去做。”

  张建新介绍:”我们是通过中科院的抗灾指挥系统来到西宁的。随后几天,我们一直密切与当地抗震救灾指挥部进行接洽,通过他们了解到一些基本情况,特别是基本把握了震后当地需要心理援助人群的情况。”

  “在筛查震后急性应急期需要心理援助的对象时,心理学与精神病学的方法略有不同。心理学主要利用一些简单有效的量表题目,让有需求、主观感觉不很好的人回答,再根据个人得分作出判断。”张建新表示,而临床医生则会根据病人自己主诉的症状和反应,或者亲人和家属描述的近期行为和反应作出诊断。

  张建新介绍,筛查出适当对象后就需要进行恰当的干预。临床医学有一套方法,比如药物治疗等。而心理学的干预方法则更细致一些,最基本的方法是提供社会支持。

  “这听起来好像很普通平常,但实际上社会支持方法是很有效的方法。”张建新表示,社会支持就是让求助者周边熟悉的亲人和朋友一同参与心理学家进行的安抚工作。因为通常当求助者知道自己处于痛苦状态而周边的人都很关注他时,他就会获得非常大的安慰和力量。“一定要让他知道周边的人特别是他熟悉的人都在关爱着他。”张建新强调。

  用学术名词讲,每个人都有内部资源和外部资源。张建新说,心理咨询者要有意识去挖掘求助者心理的一些长项、长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和短处,关键看心理咨询者能不能通过他的一言一行,通过交流发现他内心深处的这些力量,并把它不断揭示出来。有些求助者可能已经忘记或者意识不到,心理咨询者就要告诉他,实际上你有这样的能量,你完全可以凭借自己的力量克服遇到的问题。

  另外,还可以让求助者进行想象:他过去遇到困难时,是用什么样的方法克服的。通过这样的方法告诉求助者,当前面临的问题可以凭借自己的力量克服。

  “这次心理救援过程中,我们在医院面对一些伤病员时也主要使用这些方法来帮助他们,效果较为明显。”张建新表示。实际上,心理学之所以有这样一些看起来很简单但很有效的方法,其背后是有系统的心理学理论支撑的。

  “我们到西宁的医院作了一些探访,和玉树转下来的伤员进行了接触。他们中的大部分,应该说95%以上,都是藏族同胞,使用康巴语。这对双方交流是一个障碍。”张建新告诉记者。

  据了解,玉树州位于青藏高原腹地的三江源头,总面积26.7万平方公里,总人口25.27万人(1999年),其中藏族占97%。玉树县有2所中专、3所民族中学、1所职业中学,其他各类学校64所,学龄儿童入学率65%,文盲率在30%以上。

  “我们和当地中小学生交流问题不大,因为他们会讲普通话。但这些伤病员中的农牧民汉语水平较低,基本上难以交流,所以在给他们做心理援助或者心理安抚时,存在沟通困难的问题。”张建新坦言,“我们的专家要经过翻译才能与他们沟通。”

  “在了解基本情况后,救援方案也作了相应调整。目前,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培训当地的心理学工作者和志愿者。”张建新说,在培训过程中,要特别强调培训那些能够讲康巴藏语的双语大学生和藏族基层骨干,对他们进行基本的知识和技能培训,再由他们为藏族同胞进行心理辅导或安抚。

  “藏族同胞全民信教,很多农牧民对藏传佛教非常虔诚。比如,由于有些藏族伤员受伤较为严重,有时需要劝说他们转到外地具有更好医疗水平的医院进行治疗。而劝说最为有效的是当地的僧人或。”张建新告诉记者,当医生跟藏族伤员说他的伤很重,需要接受更好的治疗,但藏族伤员仍然坚持留在家乡。这时,如果僧人或对他进行劝说,伤员会很快答应转院。

  “这恐怕也是这次玉树地震以后心理援助工作面临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宗教信仰问题。”张建新说,在心理安抚或心理咨询工作中,我们需要考虑,能不能把现有的心理学咨询理论、技能与当地文化和的宗教信仰在某种程度上进行结合和融合,这样,心理援助的效果将会更为有效。

  “到玉树藏区进行心理研究,如何借助当地传统文化的力量,是这次心理援助着重考虑的问题。”张建新强调,要了解一个民族,要与他和谐相处,首先就要了解他的文化。如果不了解他的文化,还要强行对他进行干预,这是很难的。

  玉树地震发生后,部分记者深入前线采访一些受灾民众和基层干部,但由于这些记者可能没有受过心理学或者文化敏感的训练,常常以汉族文化和汉人视角向藏族同胞提出问题,让当地人民感到不适应。比如,汉人对亲人的亡故非常悲痛,要发泄出来,痛哭流涕。所以记者在采访藏族民众时常常反复追问:“你的亲人亡故,你会有怎样的感受?”实际上,这是典型的汉族视角。

  “我和一些藏族专家接触过。他们说,亲人亡故当然令人悲伤,但可能会认为故去的亲人轮回到了另外一个世界。所以,他们不一定要表现出来。”张建新说,“因此,对这个地区文化的了解非常重要。如果你不了解他们的习俗,你的问题、做出的动作就有可能给对方造成某种不适甚至伤害。”

  比如,我们安抚小孩时会习惯性地摸他的头。但对于藏族人不能摸他的头。只有活佛可以摸头,摸头可能是一种仪式和沟通的方式。所以外人去摸藏族孩子的头,小孩会本能地将头躲开。“如果你了解这些知识,就不会去做这样的动作。”张建新说。

  “如果我们的心理援助工作能够做到位,在国家民族政策的指导下,做好相应的辅导工作,将来或许会带来长期的积极影响。如果利用这一契机,能够真正达成藏汉民族的情感交流,对于社会长治久安、和谐共存是非常有利的。”张建新强调。